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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产党为何赢得胜利?
添加时间:2017-07-01 13:13 信息来源:未知 浏览人次: 【字体:

共产党深深植根于普通人民,动员人民,组织人民,以组织起来的人民力量为上帝。当共产党感动了这个上帝,就没有办不成的事

——关山远《大道之行: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》

“七一”将至,这是中国共产党第96个生日。而隔台海相望的中国国民党,创建已逾百年。百年长路,国共两党的命运变迁、此消彼长,令人感慨与深思。

近读著名华文作家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之三《关山夺路》,本书详细记载了从抗战胜利到败退台湾三年多时间里,传主时任一个国军基层军官的亲身经历,极具史料价值。这三年多时间,可谓世界史上最具戏剧变化的一段焦点时间,因抗战胜利攀至历史声望最高处的蒋介石政府及其庞大的军队,却在自己发动的内战中兵败如山倒,政权也随之崩溃,黯然退守台湾。无数学人把这三年多时间,横剖研究,条分缕析,相关成果蔚为大观,而王鼎钧的回忆录,则从一个亲历者的耳闻目睹、所思所想,还原了历史真相,形象而又深刻地告诉后人:那段时间,到底发生了什么……

王鼎钧生于1925年,被誉为“当之无愧的散文大师”,从1992年到2009年,历时17年陆续发表回忆录四部曲,《关山夺路》系回忆录第三部,也是最精彩的一部,从抗战胜利后在陕西投笔从戎开始,到携老父自上海登舰逃亡台湾结束,跌宕起伏,颇具传奇。

抗战胜利后,作为学生兵,王鼎钧意气昂扬,决意为国效力。他辗转陕西、南京、上海,到沈阳当了一名宪兵,参加了日军投降后沈阳的接收工作,目睹无数怪现状,尽是国民党败亡之预兆,从满腔热血,到心灰意冷。辽沈战役开始前,他托关系到秦皇岛改行做部队后勤,纯属混一口饭吃了,而后在平津战役中当了解放军俘虏,被释放后徒步穿越华北,抵达上海后与失散多年的父亲会面。在隆隆炮声中,攀船逃亡,被人一推,差点跌落大海,绝望中伸出一臂,幸好勾住栏杆,又有人拉了一把,“一推一拉,历尽生死福祸”。翌日,上海解放。

在这本回忆录中,记载的许多事,匪夷所思,而又真实存在。譬如,王鼎钧离开沈阳宪兵部队到秦皇岛后勤部门赴任,用的是另外一个人的名字。当时秦皇岛是国民党军队支撑东北战场补给的重要后勤基地,基地上尉军需王鹤霄辞职离任,由王鼎钧来顶替他的名字,他在书中写道:“我必须记住:官兵薪饷名册里的那个王鹤霄,就是我。”

旧人走,新人来,为什么不办正常的任免手续呢?王鼎钧分析说:“其一,如果办公文报上去,说王鹤霄辞职了,上尉军需出缺了,上级机构可能不容分说‘空降’一个人下来,老板的眼睛里无异渗进一粒沙子。其二,即使老板可以照自己的意思用人,他要用的人,譬如我,资历不合,上级也是不准。”

王鼎钧是山东兰陵人,王鹤霄是河北徐水人,“为了防备点名检查,我时时默念我叫王鹤霄,河北徐水人,徐水在保定之北,北京之南,东面天津,南面石家庄。太行山有一条河自西北流向东南,经过县城,徐水因此得名。徐水的特产是黄瓜和老醋。我也时常提醒自己,我的妻子姓许,两个孩子叫大宝二宝。”

当时王鼎钧并未婚配,连女友都没有,为何冒出妻儿来?原来:做了军官还可以领到眷粮,依规定,每人最多不得超过四口,于是一律按四口申报。“我在名册上立刻有了一个老婆和两个孩子,实际有眷的人领实物,实际无眷的人领代金,代金的价格低于实物,中间的差额也归老板。为防虚报冒领,要附全家照片,主办人替我找来三个‘演员’,我付给演出酬劳法币一百五十元。”

可见,当时国民党军队在人事方面,“造假”盛行,猫腻甚多,俨然已形成产业链,上中下游一条龙,其核心还是这支军队历史悠久、臭名昭著的“吃空饷”,王鼎钧经历的,是吃空饷2.0版。他写道:“真王鹤霄虽然是个上尉,假王鹤霄却只能领少尉的薪饷,两者的差额由会计部门存进老板的账。我完全没有意见,我知道,我若不来乞食,这份上尉的薪饷全部归他所得,现在他分一大部分给我,并非我分一小部分给他。”

书中多次提到的“老板”,是他所在部门的一把手。是的,“老板”比“长官”更适合此人身份,他真的把当官当成了一门油水丰厚、处处商机的生意。这样的“老板”,当年遍布军中,大大小小,比比皆是。

王鼎钧身不由己做这一切时,“心里觉得十分别扭,忽而有得救的感觉,然而又充满罪恶感。我又能怎样呢,以前政府骗我,我无法选择,现在我们集体欺骗政府,政府也无法选择。”“王鹤霄”这个名字,他用了很多年。

“冒名顶替”衍生了许多悲喜剧,国民党败退台湾后,开始清理整顿,有些人再也无法变回自我,等到两岸能够来往,“大陆上的父母到台湾找儿子,找到一个假儿子。或者真丈夫有个假身份,没法接妻子到台湾见面。”充满戏剧性的是:王鼎钧后来在台湾,居然碰到了一起拍全家福冒充他妻子的许小姐,那情形,也是蛮尴尬的。

读罢《关山夺路》,顿悟啥叫“雁过拔毛”。

兵马未动,粮草先行。当年国民党军队百分之四十的军费,用来支撑东北战场。王鼎钧感叹说:从未想到军粮运补的方式如此粗糙而原始,手续繁复而不精确,每一步手续都有侵吞的机会。他披露了军粮被侵吞的整个过程:

“第一步,运粮的轮船进港,起重机卸下米包,每次十包,临时放在码头上。全船一共运来多少包,接粮的单位对‘包数’要负责任。依照规定,准许有‘船耗’,如果船舱漏水,一部分粮米潮湿霉坏,可以由船长出具证明,申请报废。于是每一艘运粮船的船舱都进水,每一位船长也都愿意证明,没听说哪位船长拒绝合作。为什么每一艘轮船都会漏水?政府从未监督改善。

“第二步,每一包米都要过磅,计算这一船米有多少公斤,接粮的单位对‘斤数’要负责任。俗话说,两只碗同样大小,把满满一碗水倒进另一个空碗里,不会仍然满碗,依照规定,装船时允许有损耗,卸船时也允许有损耗,按路程远近定出百分比,于是每一船粮米都可以短少一些,完全合法。

“第三步,一包一包军米过磅以后,由码头工人背上火车。工人手里拿着一把铁钩,先把铁钩插进麻袋,用力向上一提,接着一转身,另一个工人两手捧起麻袋,向上一送,整袋米驮在背上,这时铁钩在麻袋上拉出缝隙,大米哗啦哗啦流到地上。地上早已打扫干净,从地上扫起来的米仍然是好米,可是依照规定,这些米受了污染,需要整理,整理时有进一步的损耗,两斤折合一斤。每一船米都会有相当数量的‘污染米’。工人为什么一定要用那把铁钩?政府从未过问。

“第四步,军粮装满火车,再一节车厢一节车厢过‘地磅’,地磅装在铁轨上,称出整节车厢的重量,扣除‘皮重’,求出‘米重’。我一直纳闷,既要分包过磅,又要整厢过磅,这种设计有何必要?两种重量的差距又将如何对待?这个秘密,我始终没有窥破。”

上述种种手法,并不高明,却盛行无忌,可见“潜规则”已经完全盖过了规则,风气之劣,可见一斑。王鼎钧还披露了一件十分拙劣却一本正经地干着的事:如果船上运来的不是大米而是面粉,又是另一种玩法了。因为面粉只问多少袋,不问多少斤。除了船舱漏水生产废面以外,所有的面粉立即运到特设的仓库,这个仓库由老板最信赖的军官管理,最信赖的工人操作,其他人一律不得走近。若是老板调动,新老板必定要带自己的人来上任,第一天第一件事就是接管仓库。

王鼎钧没有进过这个仓库,只是听说,这间仓库除了存放“废米”,有一间密室,四壁光洁,地上铺着细纹的席子。工人把一袋一袋面粉放在席子上,用藤条抽打,面粉从布袋纤维间飞出来,落在席子上,再扫起来,装进空袋里,由老板待机分配。据说每一袋面粉抽打多少下都有规定,抽打的力度角度都有训练,瘦身后的一袋面仍然是一袋,交出去没有困难。

虽然是公开的秘密,但老板和他的心腹们,做得还是很隐秘。王鼎钧有一次在二楼的办公室凭窗下望,看见一个满身雪白的工人经过,那天他疏忽了,没有换衣服,就胡乱走动。王鼎钧就看到过这一次。

兵站、粮站,是国民党军队的肥缺,《李宗仁回忆录》中曾记载,如果部队要补充武器弹药,必须向兵站行贿,尤其是杂牌部队。如果不行贿,即使蒋介石批准,也休想从兵站拿到一点补充,“第5战区新编王认曲师,获准得新枪1000支,就卖掉200支,以所得款贿赂兵站仓库官员。而第29集团军总司令王赞绪,虽有蒋介石亲批手令领械,不贿赂也一支领不到。”同样是在回忆录中,李宗仁还记载了抗战胜利后自己任北平行辕主任时,因国民党官员垄断了城内的粮食供应,名满天下的大画家齐白石,家中竟然买不到下锅之米,只能求助李宗仁。后者也无法指挥控制粮食的部门,只好下令,从行辕人员的配给粮食中抽出一份,定期送到齐白石家。

李宗仁一度是国民党二号人物,高高在上,他的感受,又哪有基层军官王鼎钧那般真切?

国民党内大大小小的“老板”们,是如何通过军粮牟利的?王鼎钧写道:每年一次或两次,部门依法处理“废米”,照例由三家大粮行竞标,上级派员全程监督,“依照规定,派下来的官员阶级一定要比我的老板高,他和我的老板必须没有历史关系,也没有亲戚关系。这些规定都没有发挥作用,他们虽然没有历史关系和亲戚关系,他们却像电影里的黑帮人物,尽管素昧平生,只消一个手势,一句暗号,立刻产生完全的默契。他们都熟悉音乐和舞步,可以一见钟情,佳偶天成。高级首长派谁出来干这趟差事,就是看某一个老部下生活太清苦了,给他机会找些外快,当时叫作‘调剂调剂’,也许由他顺便带些油水回来分享。监督者和被监督者‘二人同心,其利断金’,关系超过了同乡同学同宗。”

贪污不法行为,却在冠冕堂皇中进行:监督者先视察仓库,他看见“九千斤废米”(实际是六万斤好米),他做市场调查,证明“底价”的价格合理,他亲自主持开标,亲眼看见得标的粮商把“九千斤废米”运走,他负责证明这一切,千真万确。但是事实上三家粮行共同接下这笔大生意,他们以低价买去六万多斤好米。“可以想象,偌大一笔粮款,绝非老板可以独占,许多人都会有一份。”

应该说,防弊的规定如此周密,作弊者破解跨越易如反掌。当时民间有顺口溜来形容国民党军队后勤部门的黑暗:“从粮(良)不如当仓(娼),当仓不如直接税(睡)!”

“我虽已放弃一切理想,仍然不能甘心接受这样的现实。”王鼎钧叹息。

在国共大决战的关键时刻,如此糜烂的国民党,有何胜算?《关山夺路》中颇多意味深长的细节,都指向两个字:“烂根”,王鼎钧明白:所效力的政权与军队,并非部分长官的问题,上行下效,已经从根子上烂掉了。

他写道:他们部门从秦皇岛撤退后,住在塘沽一个小镇上,房东女儿俊秀,同事中一个押送员调戏她,回到办公室和死党计议如何弄她上手,“我想起了古人说的‘恶徒从来爱村姑’,我想起了当时民间批评国军的顺口溜:‘见了壮丁他要抽,见了钱包他想搜,见了女人他要勾’。东北的百万共军即将入关,华北的局势岌岌可危,还有这等人不知死活。”

他写道:他在天津一役中被俘,获释后,一群人如过街老鼠般走在天津农村,突然,一群农民揪住一个被释俘虏拳打脚踢,“这是什么时候,什么地方,他居然犯了老毛病,随手拿了人家一个鸡蛋。”

《关山夺路》中有一个专门的章节名为:贪污哲学智仁勇。

一个官中小贪官,特地给王鼎钧讲了他的“贪污哲学”:“合情仁也,合理智也,不必合法勇也”。贪污需要勇气,“合情合理不能合法”,这是王鼎钧当年同事长官的共识。

王鼎钧详细分析了当时的官场生态,以及贪官们的三道防线:

大家有不成文的盟约,若是一个贪官倒下来,揭开来,所有的加盟者都成一网之鱼,他们必须互相保证人人可以全身而退。也正因为如此,依法的数目必须竭力扩大,他必须计算各方打点之后还能剩下多少,他必须筹划怎样使加盟者皆大欢喜,结果贪得越多越安全,这是第一道防线。

第二道防线,万一官司上身,推给部下承担,只要部下说一句“这是我干的,上司不知道”,上级顺水推舟,贪官金蝉脱壳。东方文化有“替死”的传统,首长平时注意物色人选,以备不时之需。如果有一个年轻人,朴实率真,讲忠讲义,没有才能见异思迁,有一点把柄可以掌握胁持,首长就提拔这个人,把他放在他自己不能达到的位置,由他感恩戴德,火中取栗。如果首长坐牢,他也该坐牢,他一人坐牢可以大事化小,首长还可以照顾他的家小,供应他在狱中的需要,安排他出狱后的工作。王鼎钧一度特别担心,自己被选中。

最大的恐惧是部下挺身检举。倘若“常在河边走,怎能不湿鞋”,法网恢恢,那就启用第三道防线,没什么了不起!抗战时期,国府本有《惩治贪污条例》,明文规定要没收贪官的财产,胜利后检讨战时法规,认为这一条很像是专制时代的抄家,不合时代潮流,于是彻底修正,贪官失去权位,仍可以保有财富。“我曾听见一位官太太在打牌的时候说:‘我们这一辈子和下一辈子吃不完也喝不完,什么都不怕!’她的丈夫因贪污判罪,正在狱中服刑。”

作为基层军官,王鼎钧深知国民党腐败已如绝症,作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“第一人”的蒋介石,知道吗?其实他完全知道,但他又有什么办法?他没有信心也没有能力来改变。1944年,案值高达20多亿国币的“美券贪腐案”被披露后,蒋介石暴跳如雷,但对此案腐败之源头、时任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,他一点辙都没有。孔是他的姻亲。他只能在日记里怒骂孔:“可耻之至”、“此人之贪劣不可救药,因之未能午睡。”是的,他气得都不能午睡了,但也仅此而已。

国民党全方位的腐败,已经整个绑架了国民党,无论是高高在上的蒋介石,还是沦落尘埃的王鼎钧,都无可奈何。

在彻底崩溃前夜,国民党的“文胆”陈布雷自杀,他曾满怀梦想,至此全部破灭,他很绝望,“前方军事溃败到如此地步,后方民心思变又如此”。他的最后一句话是:“让我安静会儿。”陈布雷名字之由来,是因为高中时面庞丰满,被同学们戏称为英文bread(面包)”,于是他就以谐音“布雷”为名。他死时,精神颓丧,头发蓬乱,双颊瘦削,形容枯槁。

油尽灯枯——这是陈布雷的遗容,也是当时国民党败退台湾前留给历史的表情。

天津解放后,王鼎钧当了俘虏,他得以近距离观察解放军,他的情绪是很复杂的:这些年轻的战士,形容疲惫却精神健旺,装备粗陋但斗志昂扬,穿着土布军装,面容灰暗,只有腰间插着一双新布鞋,“兵贵神速,他们一昼夜可以急行两百华里,鞋子是最重要的装备。”王鼎钧心头有个疑问:“个别看,解放军哪里是雄师?何以集体表现席卷江山?当时被俘的国军军官陷入沉思,没有答案。”

在国民党败退台湾67年之后,北大教授潘维给出了答案:“当年的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区别是什么?两党的目标似乎没什么不同,都是打倒军阀、平均地权、民族解放。孙中山先生曾反复讲,三民主义就是社会主义。然而,两党有两个根本区别。第一,国民党在平民百姓中没有根,共产党植根于平民百姓。第二,国民党要扮上帝,给人民‘送慈善’;共产党则要人民自己当家做主,让人民组织起来自己解放自己。没有根的国民党迅速蜕变成了新军阀,就完不成平均地权和民族解放的任务。共产党深深植根于普通人民,动员人民,组织人民,以组织起来的人民力量为上帝。当共产党感动了这个上帝,就没有办不成的事,上帝就帮共产党‘移山’。从‘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’,‘缸满院净’,‘为家家户户排忧解难’,‘减租减息’,到真正实现‘平均地权’,共产党时时惦念每家每户的疾苦,人民也就坚决支持共产党,把‘最后一块布、最后一碗米、最后一个儿子’交到共产党手里……”

潘维这段话,写在《大道之行: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》一书中的序言里,序言题为“要警惕共产党的国民党化”。

党风问题关系人心向背、党的生死存亡和事业成败。这就是历史镜鉴。

(责编:杨丽娜、常雪梅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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